連續幾天需要做核酸檢測,但是每天的規則都不一樣。
每天都會由物業的樓管發來消息,確定當天做核酸的時間安排,但基本上時間調整的原因都是「醫務工作者體力不支」。只不過,安排檢測時間的是「他們」,但更換時間的也是「他們」,而更換的原因卻是因為「我們」。總之這個邏輯很好用,以至於每天「他們」都是用這樣的邏輯在折騰所有人。
這件事情的受害人看上去只有一方,就是那些穿著防護服連續工作幾個小時的「大白」,因為他們的辛苦已經找到了一個最直接的責任人——就是片區的居民,從樓管發來的消息里能看出,片區居民有各種各樣的情況導致了大白們的辛苦——居民太多了、明明早上可以做核酸但是大家都不積極、晚上做核酸大家又在一個時間點一窩蜂地出來排隊。在居民沒有明顯「過錯」的情況下,還會有一些絕對抗辯:大家都辛苦,能不能理解一下;你以為我們願意穿著這樣不出氣的衣服來做核酸嗎;我們這樣大規模地篩查不就是為了讓大家過上正常的日子嗎……
那其實根本原因在哪里,居民真的願意每天在四十幾度的高溫里被折騰來折騰去,這群大白是什麽原因必須穿著不透氣的防護服連續工作數小時?只不過大家也只能把原因說到「這里」,如果再深究和推本溯源,就有些「不識擡舉」甚至是「膽大妄為」了。
到最後,這不過是一場底層互害的遊戲,被要求必須應檢盡檢的居民,和那些必須要服從上級領導要求的醫務工作者,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種共生的關系,但又必須讓他們之間保持著某種微妙的「敵對關系」,否則他們的聯合勢必會帶來一種不可控的「覺醒」。所以在最開始就把責任劃分得清清楚楚,未嘗不是種最簡單也是最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因為居民太多、居民的不守規矩,導致醫務工作者每天都如此辛苦,因為醫務工作者的辛苦,所以不得不隨時改變規則,就算以此折騰了所有人,也必須理解和尊重。
我小時候經常做「組織者」,比如放學不回家在外面「探險」。特別是每周四,教職工會召開每周的例會,所以那一天小學會提前在4點鐘放學。每周的這一天都是我們的狂歡日,我會擬定每一周的遊戲主題,然後在學校周圍進行各種消磨快樂時光的活動,但是難免會被提前開完會的班主任抓個正著。有一次在廢墟里的攻防戰被班主任抓了個正著,當時班主任的臉色非常難看,當下並沒有打算要處罰我們,只是說明天去學校之後自動都去辦公室站好等她。所有人看到這個場面,肯定也有些害怕。我更害怕,畢竟我是主謀,而且保不齊這群人里又會有嘴軟的人會供出更多周四狂歡日的事情。所以在當下,我召集所有參與者,並在當下恐嚇他們,如果我們明天不統一口供,我們一定會被挨個請家長。
我下令所有人在當天晚上必須完成一份「檢討書」,提前承認自己的過錯和擺正自己的態度。當然,在這群共犯之中,也有想一了百了借供出我的方式來獲得輕判的。所以,在公開「會議」之後,我又召集了「核心成員」——也就是以往周四會常常跟我玩的小夥伴,召開了更進一步的秘密會議。這一次我換了一個態度,不再是恐嚇,而是告訴他們內部一定會有人想要通過「出賣」組織者的方式來換取更輕的處罰,但是他們都沒有想過一個道理,他們如果就直接把矛頭指向我,而我做出魚死網破的行徑,那大家又都會回到最開始的那個最慘的結局——全員請家長。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必須得把內部的矛頭分散,而且我可以保證,如果矛頭被分散之後還是遭受到了責罰,那我會站出來承認自己是唯一的組織者,但這個是最壞的結局。所以「秘密會議」的決議是:我們必須得寫態度更好的檢討書,並且提前將那些極有可能就會出賣我的風險給分散,我們主動承擔,承認是自己是策劃者,同時承認是我們主動邀請的那群「可能的叛徒」。
最終,因我們承認錯誤的態度很誠懇,並且還主動承認是我們邀請了別人——當然那群確實想要通過供述我而獲得緩刑的人,也確實在檢討書里只字未提他們自己的責任,都將矛頭指向了我。當然我的檢討書是最誠懇的,我還留了最後一道保險——我承認自己是組織者。當「秘密會議」的核心成員在沒有背叛我的情況下,這個「組織者」的罪名是被分散了的——所以我們所有人都逃過了懲罰,班主任見我們態度誠懇,也只是嘴上教育了一番,她特別強調,本來今天是打算請我們所有人家長的。
由於小時候太會與老師鬥智鬥勇,同時又必須在家長面前維系一個內斂「好學生」的形象,所以這樣的招數玩過不計其數,只是那個時候不明白什麽叫做「底層互害」,但確實每一次由我「組織」的事件里,往往敗露的原因,都是那些妄圖通過推卸責任的同學,以供述我的方式換取緩刑。久而久之,我也就知道一定會有這樣一群人存在,成年之後我也就知道了這群人存在的意義——就是通過底層互害的方式來獲取生存的空間罷了。
不停地更換核酸檢測的規則,已經引起了各方的抱怨,所以把這種矛盾丟回到最底層的邏輯之中,要被檢測的是居民,而檢測居民的是那些大白,所以其中的各種麻煩,都是因為他們的「個中原因」造成的,而反過來造成這些「個中原因」的又都是居民自己——這樣一來,就沒有人會去關心最頂層的根本問題,而底層的矛盾越激化,就越是無法形成可以抗衡頂層的力量。
當然,這樣的矛盾也有被調和的時候,但凡一方有了點「人情味」,他們彼此共情共同抱怨,又會很快意識到,造成這一切的不是他們彼此的底層傷害,而是有人製造了這樣的底層遊戲。沒關系,「他們」還有解決辦法——大不了就寫一份不痛不癢的「檢討書」,只不過里面的「根本責任」只字不提,甚至連「對不起」也不可能說出半句。
前幾天健康碼被「黃」了,明明自己在所在社區連續6天的核酸檢測都是陰性,結果被另一個社區標記成了重點關註人員。於是乎便有了連續狂撥電話4小時才能聯系上對方的橋段,因為機會非常「寶貴」,所以為此還特地咨詢了各種前輩,當自己因為社區流調數據問題導致的黃碼應該如何處置。前輩稱:中國人有不得一點權力,有了權力之後就會認為自己是一個高人一等的「官」,所以就要捧著對方,讓對方覺得自己是一個能為民辦事的好官。上去就得給對方喊冤訴苦,讓這位「好官」覺得自己有能力有責任能幫民做點實事。
等我好不容易打通了電話,我還沒有說上三句話,就被對方不耐煩地推卸責任,認為我不是他們社區的人,需要我聯系自己的社區處理申訴的問題。顯然,對方不是一個想要「為民除害」的「好官」,在當下我明確詢問她:你是不是準備推卸責任?你稍等一下,我電話錄個音。
大概意識到我並不是「好說話」的人,又給我解釋說他們社區和我的社區都能做這件事,但是他們社區今天很忙這件事如果要做就要等很久,不如聯系我自己的社區。我繼續回復對方:那你也應該幫我申訴,我的社區也打不通電話,你們也是好不容易才打進來的。
然後對方繼續不說破的情況下推卸責任,然後還抱怨說今天一天他們就要處理一萬多個異常數據,根本忙不過來,還帶著抱怨的語氣批評我找他們的行為——是在給他們添亂。我繼續回復對方:你一萬多個異常數據是我造成的嗎?是因為我今天打進了這個電話你們就必須要處理一萬多個數據嗎?
見我並不是一開始打電話時那個「講道理」的人,她便把電話交給了另一個人——大概是他們辦公室最會「處理」這一類難纏、說不清、糾纏不清楚電話的專員,那個女人在接過電話的一瞬間就態度非常囂張地呵斥我:你是不是聽不懂我們說的話,你的社區也可以處理這個事情,你可以去找你們社區,你聽不懂嗎?
看吧!還要把對方當成是希望為民除害的「好官」呢,這跟地主財閥家門口狂吠的看門狗有何區別?見大家都不講道理了,我便改了剛才和顏悅色的語氣,直接破口大罵。結果對方不再跟我糾纏,態度依舊不好但明顯能感覺得到少了囂張氣焰地問我的身份證信息——然後這件事情在半小時後解決了。
雖然前兩天還在道貌岸然地說著「底層互害」的不公和可惡的,結果沒過兩天自己就露出了底層互害的嘴臉。不僅不體諒底層人員的辛苦,還各種刁難他們,甚至還要大罵三字經問候對方家庭的親戚長輩,想想也覺得自己的嘴臉簡直是可以載入到「在特殊時期不體諒底層工作人員辛苦的精致利己主義者的標準人物畫像」之中。
所以,今天我得給自己的醜惡嘴臉找到一個開脫的借口——有些底層互害的遊戲當中,也有底層該死的故事設定。比如我前兩天經歷的這件事,那些手握權力的底層,我們明明好言善話地說,他們不肯聽,要被人捧成手握權力的「清官良官」,跪在他們面前低聲下氣的才能為民做事。結果更次的就是我遇到的這些手握權力的該死家夥,他們沒有當良官的心,他們只喜歡當狗和孫子,土官僚主義的基因是刻在了骨髓之中。
當然,也有人覺得他們並不屬於「底層」,因為他們手握了權力但又不利用好這個權利為公為民。而致使他們失去「底層資格」的原因,是他們說出了那句咒語——他們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卸到了「你以為我們容易嗎,我們每天也要處理幾千上萬的異常數據」,這跟物管每天給我發來核酸檢測安排時所用的借口是一樣的,「核酸檢測的時間每天有變,是因為要檢測的人員太多了,而大白的人數太少他們又非常的辛苦」。
你如果態度太好,對方覺得你「好說話」,就丟下一句你找自己的社區不了了之,因為你也根本不可能打通自己社區的電話,甚至連剛才聯系過社區電話也會因為他們接了太多而直接拔電話線;
你如果態度囂張,對方仍然不肯退讓半步,便開始用道德綁架的方式讓你敗在道德遊戲的規則之下,讓你體諒他們體諒社會的不容易體諒這個世界的不完美,總之你的堅持和想法,都會給他們原本的辛苦添加更多的麻煩,如果人人都想你這樣不依不饒,那他們的工作還怎麽開展下去——說得好像就是沒有你的堅持,他們就可以把原本積壓的事情都做好一樣;
你如果態度更加囂張,甚至壓過了他們,那他們的土官僚主義嘴臉也都就露了出來。欺軟怕硬一直是他們的生存之道,也正是如此,他們手中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丁點權力才可以找到使用的對象——而那些弱者、講道理的、容易被道德綁架的、「你想想如果這是你的媽媽你的爸爸你的孩子你會怎麽樣」的容易換位思考的人,都是順從這些權力的對象;
底層互害的遊戲規則僅僅只是在最開始被「他們」製造了某種意義上的對立和矛盾,而之後的運作全靠底層互害內部的自發運作——那最初的那個賦能到底是什麽。從這些「該死的底層」人的邏輯里,就能找到蛛絲馬跡——強與弱。正是因為他們在擁有權力之後,行使權力又符合恃強淩弱的基本尊則,如果在底層遊戲里,沒有「弱者」,那這些可以造成互害的權力就不會有行使的對象,沒有「強者」,這些擁有部分權力的底層的作用就會被無限放大,因為沒人出來反抗和維系矛盾的存在,那他們勢必會成為勢力割據的藩王。上面的「他們」當然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不平衡」出現,所以又得找到一個全新的「底層互害」的遊戲規則,加入到此時此刻的規則之中。
前兩天在《底層互害遊戲》里的立意是說——當底層互害的雙方意識到他們是被人故意設計的,當他們聯合和共情,說不定就能成為對抗設計者的力量——我現在得收回這個立意了。
底層互害遊戲從一開始被設定時,就不可能有彼此共情彼此理解的時候,那些在互害之中大部分獲得了權力的人,並不會為弱者考慮,否則他們的權力就會失去效用;他們也不敢對強者實施權利,否則他們的不作為和權力貪戀會被拆穿,他們當然不會在手握權力的時候去共情權力的行使對象。
而權力的行使對象也不應該為權力的掌握者共情,一旦共情,反而上演了「他們」最想看到的底層遊戲劇情,共情就意味著妥協、讓步和讓自己進一步成為了權力加害的對象,明明是他們可以解決的事情,卻優先以「踢皮球」的方式丟給另一個權力主體——當然了,權力主體之間仍然還有底層互害的遊戲規則,如果他們之間形成了權力的共情和聯合,才是「他們」最害怕的事情。
該死的,就讓他們死得徹徹底底得了。